东岳神祇：帝王与庶民的信仰

从现今习见的东岳庙及东岳信仰入手,结合在晋南蒲州古城,及永济、稷山、侯马、新绛等地的田野考察及田野中对文献的阅读耙梳,离析出一个四岳的概念及其信仰体系,并与之后的五岳、东岳、泰山信仰对比,以图说明在国家制度层面之外的民间信仰对传统之继承及其稳固的地域性色彩。 一、 文献与田野中所见到的东岳神、黄飞虎等神像 在东岳大帝黄飞虎的概念之内,存在一个黄飞虎如何成为东岳大帝的问题。在面对这一材料时,所能见到的最为常见的文献材料是明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内中敷衍了殷商至周朝立国之间,商纣王的昏庸与周文王、武王的贤良,由此而展开了殷商旧臣顺应天命,辅周灭商的历史故事,不仅黄飞虎进入了祀典体系,五岳大帝的其他四位,也一并入祀： 子牙命柏锏引五岳正神上坛受封。少时,清福神引黄飞虎等齐至台下,跪听宣读敕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敕命,尔黄飞虎遭暴主之惨恶,……乃敕封黄飞虎为五岳之首,……特敕封尔为东岳天齐仁圣大帝之职,总管天地人间祸福。”[1] 黄飞虎与南岳大帝崇黑虎等四人并被敕封五岳大帝,除去黄、崇二人,其他帝位与人名对应不详。笔者在万荣县后土祠的调查中,有幸见到了五岳大帝的群像,五岳并立一殿,称东五虎殿,与西五虎殿并列于后土祠前,东五虎殿内神像依次为东岳大帝黄飞虎、南岳大帝崇黑虎、中岳大帝闻聘、北岳大帝崔英和西岳大帝蒋雄。西五虎殿内供奉神像为五虎上将,即蜀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五员虎将。据明代复制的描述宋时后土祠全貌的《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来看,后土殿前确有东西两殿,然据此仍不足以断言宋时此殿内所供奉的即黄飞虎等五岳神祇。 而在另外一些材料中,同被敕封为五岳大帝的并不是黄飞虎,据民国影印明万历本《搜神记》曾记载了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及中岳的信仰神,东岳主神则另有其人,东方朔《神异经》曰： 弥轮仙女夜梦吞二日觉而有娠,生二子,长曰金蝉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东岳帝君也。金蝉氏即东华帝君也。[2] 此则材料追溯泰山信仰之源,以西汉东方朔《神异经》为源,由此而寻找到了东岳帝君金虹氏,其司职范围则更广于主司幽冥地府——十八重地狱的黄飞虎,除地狱之外,兼管世间贵贱高下等社会事务。与其兄东华帝君金蝉氏并掌管东方,可能源出于泰山一带的信仰体系。早期的金虹氏信仰,在明清以来的小说中亦有流传,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泰山之神金虹小志》详录了此一传说： 泰山之神姓金名虹,山东曲阜县人。洪水为患,其母携虹避于泰山之顶。虹生而有力,拔树撼山,是其小技。[3] 在泰山信仰中,信仰神同样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交糅着变与不变的问题,本土神有着稳固的民众信仰群体,与不同政权敕封下的帝王信仰比较而言,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形态,表现在传说中或隐或现的人物主体所带有的较为稳固的本土色彩。 而为不同政权所敕封的带有帝王色彩的神祇,则呈现出了较为正统的面目,从形态来看,这种神祇具有流动性,简而言之,有一种将本土神全国化、普及化、帝王化或者纳入政权体系的倾向,从金虹氏传说、泰山信仰及明清以来广泛流行的东岳大帝黄飞虎信仰来看,金虹氏、泰山或源出于本土,而东岳大帝、东岳庙则是被敕封后而进入祭祀体系,遂在阴阳两界占据一席之地的神祇。 东岳大帝背后所呈现的神祇人物也并不单一,而可能经历了一个较为丰富的神祇人物变化阶段。现今东岳庙内的神主黄飞虎则是明清以来定型化后的一个较为稳固的东岳帝王神祇。在这一问题背后,存在一个黄飞虎人物原型的问题,及黄飞虎何时进入东岳体系,成为东岳大帝的问题。本文以为东岳大帝黄飞虎这一概念在明清小说中已经大量呈现,而黄飞虎进入东岳祀典体系则在一个更为早期的阶段。 在对泰山的敕封及封号中,也并不一致。明代的《搜神记》记载了另一个封号： 天符都官号名府君,至汉明帝封太山元帅,掌人世居民贵贱高下之分禄,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圣帝自尧舜禹汤周秦汉魏之世,只有天都府君之较。[4] 材料中提到了封神于泰山的天都府君,自尧舜以来至唐宋不断被加冕的过程。从武则天时期的神岳天中王、天齐君,玄宗时期的天齐王,到宋代的东岳天齐仁圣王、东岳天齐仁圣帝、大生天齐仁圣帝,不同程度上以神的品性暗示了当时帝王的理想追求风格。这时的东岳神,在进入官方祭祀体系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丧失了自身的本土色彩及民间性。不论是之前的金虹氏,还是稍后的天都府君,在官方的历史记忆中逐渐模糊,而神主身份难明的东岳开始成为一个抽象的神主,其职司范围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在官方祀典体系中,逐渐退隐的金虹氏在民间文学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对象。至元代,民间仍流传着丰富的金虹氏传说[5],所认可的东岳圣帝是金虹氏,这里的金虹氏与上文所提及的天都府君受敕封的封号与时代几乎完全一致,疑天都府君是金虹氏较早获得的一个封号。而金虹氏的人物传说在元明之际的民间戏台上有充分的展演,如明代的神魔故事所敷衍的佛道情节,其中金虹氏在神灵体系中俨然是一届尊神[6]。 从历史发生的线条来看,进入泰山信仰圈,入主东岳神灵之尊的神祇呈现出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在这一长时间的变化中,金虹氏与黄飞虎先后成为受到帝王敕封的东岳大帝,依据记载来看,金虹氏有可能源出于兖州一带,并曾活跃于北方的长白山地区,且在此地形成过一定的影响力,较早进入了民间的祭祀圈,以天都府君的名号长期为民间所供奉。进入汉代,随着中央帝国政权的建立及王权意识的进一步加强,金虹氏逐渐进入了朝廷封典的视线,泰山元帅是较早得到朝廷敕封的一个官方封号。唐宋以后,进一步享有与帝王同尊的社会地位,此一阶段诸多的封号,如东岳之神、天齐王、东岳天齐大生神圣帝等,较之前的天都府君,享有了更为尊贵的帝王待遇,而其民间性则有可能受到了削弱。在关于泰山信仰的称呼上,东岳神、东岳庙逐渐地取代了泰山神,及背后原出的地方民间信仰,如金虹氏、碧霞元君等,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管理阴阳两世之神的神祇,东岳庙在全国迅速得到了推广,兖州等地流行的金虹氏传说仍然仅局限于当地,而流传于全国的东岳庙及其信仰神,神职或是相同的,而信仰神则是不一的。 黄飞虎所以成为东岳大帝则是这一因循过程的积极例证。与金虹氏信仰源出于兖州一带相应,黄飞虎信仰的发生地可能在河南中原一带,河南华县白庙村传为飞虎故里,村内有东岳天齐庙,正殿祀黄飞虎。殿后阁楼上存有封神榜场景,下有封神台,东西厢则配祀神榜所封365位正神,均是演绎《封神演义》之说[7]。作者在安阳市内玉皇庙调查时,在玉皇大帝左右两侧的神像前,左侧见到了商纣王殷福、殷郊的神像,右侧有黄天化的神像,推测此一地区有丰富的商周人物传说故事。从有关黄飞虎的传说来看,这一带也形成了传说的重心所在。而黄飞虎进入东岳祀典体系,也极可能早于明清,而在宋代已经发生。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中原地区先后建立起多个政权,与唐王朝的大一统不同,各个政权都是地域性且短暂性的,在河南有丰厚民间基础的黄飞虎神格较为符合不同政权的需要,忠义化身与倒戈朝歌,且在本土积累了漫长且丰厚的民间信仰力,在北宋建国开封及随后的南宋临安政权中,由本土力量而生发,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黄飞虎最终取代了金虹氏在东岳庙的主神地位,而两宋以后遍布于江右地区的东岳庙,则多有可能以黄飞虎为主要的神祇。 二、 四岳虞舜文化的历史化与五岳丰富的人文象征 现存的东岳庙内的神主东岳大帝黄飞虎,或是明清文献中约可得见的金虹氏,所呈现的是长时段的历史时空内的地域文化内的某一显性特征,从文明的开化进程来看,山岳文化与民俗的关系又是一个不断地融合生成替换的过程。山岳文化中,东岳处在核心的地位,而进入四岳、五岳文化体系的东岳则有了不一的精神特质。从历史的发生来看,四岳、五岳的概念出现时间并不一致,山岳文化的发展也自然经历了一个由四岳到五岳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中,又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一个自然替代形成新的文化特征,乃至形成新的历史蕴意的阶段。 从上古文献《尚书》来看,四岳最早出现,在《尧典》篇记载了唐虞之际,尧命四岳荐贤之事,在此记载之前是关于羲和四人分掌管四方、四时之经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8] 这一则材料为后世记载四岳之始,也为不同时期的文献频繁征引说明四岳何指。篇中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四方,与后文尧帝所咨询的四岳方位节令所指相合,据此以推四岳为四时之官,或者四方之诸侯。至舜时,巡狩四岳之风已见诸记载[9]，舜帝巡狩四岳之礼,开帝王巡狩之先风,方位秩序以四时配以四方,有天地人相合之寓意。在四岳为“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10]，四岳指向之外,在文献的解读中,还有一个强烈的虞舜文化的时代背景。上古以来,这种文化意识是极为强烈的,两汉时期的文献多有记载汉人对四岳的认识[11]。 从《尚书》来看,《虞书》之内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记述古事,以帝王问询四方纳谏言、试用、考核、定位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四岳所指呈现出了丰富的意象。源出于四方、四山的方位地域指向,逐渐有了人文性的表征,四时之官、四岳之诸侯、尧舜后裔的人文象征逐渐凝固下来。 频频见诸记载的四岳巡狩之风,自唐虞时期已然开始,后世循例,一方面以祭祀之礼表达对远祖文明的追认崇敬,对自身文化的溯源和体认；另一方面,在一个已然形成且得到承认的四岳文化体系之内,自身的文化品性得到塑造,而究否为“四岳之裔胄”又成为区分两种不同民性的标准之一。 四岳进入文献记载,经历了一个由原初的山岳形态认识到人文意象逐渐丰富的过程,从朦胧的山体崇拜意识到尧舜文化崇拜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四岳文化的精髓也是与尧舜文化相一致的,由之而蔓延开来的尊祖贵宗意识,都在一层层地加固着尧舜的文化地位,其禅让、厚德、举贤、俭素等诸多美德,成为尧舜文化的优良特质。同时,四岳之裔身份的争夺也成为后世争夺的一个资源,进入到四岳之裔的体系之内,则可享有封地、名望,反之,则有可能被驱逐,而遭覆灭。 文献记载中的四岳几乎都是与尧舜相联系的,此处的尧舜又不仅仅指尧舜古帝,而是涵盖了一个宏大时空之内的帝王臣子群像,这些人神在当地的民间庙宇中,曾经且仍然存在着，并且长久地为当地人所信奉,享有俸祀。其生成的意象并没有超出于尧舜文化的核心范畴,在四岳之后的五岳,则出入于天上地下,人间地狱仙界,活灵活现于汉代以后的典籍中。 五岳的说法较早见于周,《春官》之篇讲述祭祀之礼,言及五岳：“大宗伯之职,……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12]提及“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灾异、诸侯薨,令去乐”[13]。五岳进入了周王的祀典体系。以后,祭祀五岳基本成了一种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帝王祭祀,以五岳为据。汉以后,对五岳、四渎的认识更为丰富,对其职属的划分也更为具体。 汉代帝王的祭祀更具备规制,这种规制将天地四方、山林湖泊、人文行迹几乎全部纳入了一个以帝王为核心的统治秩序之内,按照等级秩序逐层规定了帝王、诸侯、大夫、士人、庶民的祭祀权限,如《风俗通义·恠神》所云：“《礼》,天子祭天地五岳四渎,诸侯不过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门户,庶人祖,盖非其鬼而祭之谄也。”[14]处处也流动着神仙思想,求仙学道、服食饮药之风蔓延于社会中：“李充,冯翊人也。自言三百岁,荷草畚负五岳真图而至,帝礼待之,亦号负图先生也。”[15]地区亦有人追奉五岳,药饮、慕道、为仙。上自帝王,下至民间庶民,神仙信仰似乎是全民性的。在天地人的关系中,五岳居地之上,勾连了仙人鬼之境,施受报应祸福在五岳之内,对因果有详细的推演。 三、 田野中的“河东”与碑刻文献中所见到的东岳、泰山信仰 本文原意是基于新绛县阳王镇阳王村内所见到的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16]文“东岳益稷庙也”的疑问。与现存东岳庙庙内主要供奉的黄飞虎神像不同,这一处东岳庙以益稷为神主,庙内神像无存,东西墙壁上却保存了精湛的绘画技艺,题材作品以朝圣、祭祀、农事为主。朝圣的对象是大禹、后稷、伯益,内容包括了丰富的民间生活中常见的耕种、丰收、狩猎、灭蝗、群仙等。 庙会至今犹存,被赞誉为保存千年的形式完整的古庙会。每年的二月二,新绛、河津、稷山、闻喜、侯马、运城等地的民众络绎赶来,看古戏,闹社火,有锣鼓、抬阁、划旱船、扇子舞、马拉鼓车等民俗活动,周围六个村子,万人参加,民间俗语云“宁肯耽误庄稼地,也不能耽搁阳王二月二”。这一场庙会所以兴盛之由,及背后民众狂欢祭祀之因由,及阳王村这一处老庙的历史变迁耐人寻味。 与其他东岳庙供奉黄飞虎神像不同(典型如万荣东岳庙内供奉东岳大帝黄飞虎),这一处的东岳庙供奉的是益稷。碑文叙述供奉神像的主旨在于“为民”,继而叙述尧舜时期,大禹治水、伯益辅佐治理水患、后稷教民耕种识五谷的功劳,总归于稼穑之劳。在认同虞舜文化的同时,无形中形成了对异邦文化的陌生感与排斥力,“夫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构成了当地民众祭祀益稷的心理特征。事实上,从现在的运城、临汾、稷山、阳城、侯马、沁水等地村落的庙宇来看,基本上形成了虞舜文化的祭祀圈,其中沁水流域的村落以舜帝信仰为中心,很多村落有“舜庙”或“虞庙”之名。阳城地区则以汤帝信仰为中心,包括：驾岭乡封头村、吉德村、护驾村、三泉村、南峪村、雪圪坨村,凤城镇南底村、荆底村、尹庄村、梁沟村、土涧村、上芹村、汉上村、嵩峪村、下芹村,河北镇下交村、土孟村、南梁村、六甲村,固隆乡泽城村,北留镇郭峪村、南留村,西河乡中寨村,润城镇下伏村、王村、中庄、大安头村、沟西村,芹池镇游仙村、北宜村、南宜村,次营镇陶河村,演礼乡上清池村,町店镇大宁村,寺头乡北树村、董家岭村、大乐村、霍家村、马寨村、北下庄村,东冶镇窑头村、柳泉村、西冶村,董封乡临涧村,横河镇南门村、中寺村,白桑乡刘庄村、张庄村、涝泉村,蟒河镇孔池村、上桑林村、西樊村,等。[17]东岳大帝三月二十八的庙会节日不同,这一处东岳庙仍在二月二这天过庙会。 此外,后稷信仰也是晋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农业神信仰。稷山县以稷王庙为中心,形成了浓郁的对农耕文明的期待。庙内盘龙饰柱,一度也曾为帝王所青睐。在嘉靖元年初修的另一通碑刻《解店泰山庙重修记》亦记载了当地泰山庙重修之时的民众心理： 万荣城北一十五里许,有镇曰：“解店”者。镇之东隅有泰山庙,其地势高亢明爽,面山背阜,左稷右陵,胜□□萃中气攸钟而庙貌独存。……丘既讫,佥为：不可无述,以昭示后来,□微余文以为记。余惟诸□祭封内山川,大夫尚且不可僭,况表乎？泰山在鲁地,固鲁俟应祀之神也。今天下之民□为之祠而里为之像,若应祀焉者何哉？[18] 与前者碑刻所立时间相近,前后一年多时间,两处庙宇地理位置也较为接近。前者述益稷之功而为之像,暗责季氏僭越诸侯之礼；后者则质问“泰山在鲁地,固鲁俟应祀之神也”,并对泰山庙“压后土之泓宠”,“咸以修祠肖像”的重修庙宇的因果关系有所微词。其时,稳固的信仰期待仍然是以尧舜为中心的,一直到晚清之际,这种期待也是浸透人心的。 据此,可以推想嘉靖年间兴起的信仰之风或可能是以东岳庙、泰山庙为主,而渐次普及于天下的。其时无论是东岳庙,或是泰山庙已夹带了复杂的王权意识,在向民间普及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于民间本土信仰的抵制,这种抵制历表面上看去是两种不同神格的信仰较量,其实是王权对地方渗透,地方自主力量又予以反击的斗争。从内质上看,源自于民众心里的,相关于自身利益,与地域传统文化密切结合的稼穑、农耕等文明意识又超越于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之上。 本文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多来自晋南(晋西南)、晋东南一带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与文献阅读中,又形成了河东的地域思维特点,在一河之隔的河东与河西,河北与河南,形成了复杂的文化形态。以河东来看,最早进入文献的河东,较之与以蒲、绛地区(今运城)为核心的河东,有较大的差异。秦汉以前所形成的“河东为岱”的说法,为一种宽泛的对河东的地域界定。从文献记载、庙址遗存及地理环境来看,河东与河西,秦晋之间,自古以来即有复杂的斗争融合关系,其中的蒲州地区历来为两家所争之地。唐代杨炯在《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曾提及“河东离析,海内风尘,天子溺于胶船,诸侯问于鼎能”,又云“唐虞之际,四岳分居；赵魏之间,八男为郡”。至明代,蒲州仍为分居于河东西的平阳府与西安府所争[19]之处,较早的黄帝轩辕氏部落生息繁衍所在,其子嗣后裔至尧舜时期,“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之地,基本是以今天的晋南地区为中心而展开的,文中所提及的四岳虽至于四方,其核心仍在于这一带。四岳中的东岳岱地,从历史记载来看,为伏羲氏部落定居生活之地,《尚书》首记《虞书·尧典》,《史记》以《黄帝本纪》为缘起,已经呈现出了部落战乱后基本确定下来的以黄帝轩辕氏为远祖的世系,而尧舜时期帝王巡狩的四岳,间接说明了四岳范围之内已经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统治秩序。从历史发生来看,又是一个以黄帝部落为中心,逐渐战胜四方部落的过程。在武力征伐之后,到尧舜时期形成了禅让、德贤、稼穑、农耕等文明社会,在四岳范围之内,长时期地构筑了一种稳定的文明形态,而后积淀为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文明内质。 东岳庙只是一个不断被帝王化、权力化的神庙个案。在帝王“永延帝祚”的思维主旨下,民间信仰极易成为其手中灵活的手柄。趋于消逝的金虹氏传说,与持续兴旺的东岳大帝黄飞虎之说,或者都只是历史一个时期的一段投影。材料中所出现的四岳与五岳,背后所暗示的更多的是一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也正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形态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意识,才会出现由四岳到五岳的过渡。而新绛、万荣境内所有村落碑刻记载中出现的“东岳益稷庙也”及泰山神为鲁地奉祀之神的说法,可能更为复杂地涉及了国家政权与民间的利益。 注释： [1]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卷二十,第九十九回“姜子牙归国封神”,明末刊本。 [2] 佚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据清郋园刻本重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9页。 [3] 转自周郢：《泰山神的身世传奇录——新见〈泰山之神金虹小志〉简识》,一文,叶涛主编：《东岳文化与地域传统》(2011东岳文化蒲县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9～20页。 [4] 不着撰人：《搜神记》,民国景印万历本。 [5] (明)臧懋循：《元曲选》,《看钱奴冤家债主杂剧》第一折“外扮灵派侯领鬼力上”,明万历刻本。 [6] (明)罗懋登：《西洋记》卷二,第六回《碧烽会众生证果,武夷山佛祖降魔鬼》,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 [7] 参见周郢：《天下东岳庙——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一文,中国民俗学会编：《东岳文化与大众生活(第四届“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8]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二《尧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9～251页。 [9]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二《尧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5～268页。 [10] (汉)王充：《论衡》卷第四,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 [11]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十八《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33～1635页。 [13] 《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08页。 [14] (汉)应劭：《风俗通义·恠神》第九,明万历中刊本。 [15] (汉)郭宪：《汉武洞冥记》卷第二,明嘉靖中顾氏夷白斋刊本。 [16] 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69～171页。 [17] 阳城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阳城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2010年3月,第1～298页。 [18] 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68～169页。 [19] 张秀梅辑录：《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山西史料汇编)》卷九十八,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09年,第3页。 从现今习见的东岳庙及东岳信仰入手,结合在晋南蒲州古城,及永济、稷山、侯马、新绛等地的田野考察及田野中对文献的阅读耙梳,离析出一个四岳的概念及其信仰体系,并与之后的五岳、东岳、泰山信仰对比,以图说明在国家制度层面之外的民间信仰对传统之继承及其稳固的地域性色彩。 一、 文献与田野中所见到的东岳神、黄飞虎等神像 在东岳大帝黄飞虎的概念之内,存在一个黄飞虎如何成为东岳大帝的问题。在面对这一材料时,所能见到的最为常见的文献材料是明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内中敷衍了殷商至周朝立国之间,商纣王的昏庸与周文王、武王的贤良,由此而展开了殷商旧臣顺应天命,辅周灭商的历史故事,不仅黄飞虎进入了祀典体系,五岳大帝的其他四位,也一并入祀： 子牙命柏锏引五岳正神上坛受封。少时,清福神引黄飞虎等齐至台下,跪听宣读敕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敕命,尔黄飞虎遭暴主之惨恶,……乃敕封黄飞虎为五岳之首,……特敕封尔为东岳天齐仁圣大帝之职,总管天地人间祸福。”[1] 黄飞虎与南岳大帝崇黑虎等四人并被敕封五岳大帝,除去黄、崇二人,其他帝位与人名对应不详。笔者在万荣县后土祠的调查中,有幸见到了五岳大帝的群像,五岳并立一殿,称东五虎殿,与西五虎殿并列于后土祠前,东五虎殿内神像依次为东岳大帝黄飞虎、南岳大帝崇黑虎、中岳大帝闻聘、北岳大帝崔英和西岳大帝蒋雄。西五虎殿内供奉神像为五虎上将,即蜀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五员虎将。据明代复制的描述宋时后土祠全貌的《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来看,后土殿前确有东西两殿,然据此仍不足以断言宋时此殿内所供奉的即黄飞虎等五岳神祇。 而在另外一些材料中,同被敕封为五岳大帝的并不是黄飞虎,据民国影印明万历本《搜神记》曾记载了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及中岳的信仰神,东岳主神则另有其人,东方朔《神异经》曰： 弥轮仙女夜梦吞二日觉而有娠,生二子,长曰金蝉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东岳帝君也。金蝉氏即东华帝君也。[2] 此则材料追溯泰山信仰之源,以西汉东方朔《神异经》为源,由此而寻找到了东岳帝君金虹氏,其司职范围则更广于主司幽冥地府——十八重地狱的黄飞虎,除地狱之外,兼管世间贵贱高下等社会事务。与其兄东华帝君金蝉氏并掌管东方,可能源出于泰山一带的信仰体系。早期的金虹氏信仰,在明清以来的小说中亦有流传,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泰山之神金虹小志》详录了此一传说： 泰山之神姓金名虹,山东曲阜县人。洪水为患,其母携虹避于泰山之顶。虹生而有力,拔树撼山,是其小技。[3] 在泰山信仰中,信仰神同样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交糅着变与不变的问题,本土神有着稳固的民众信仰群体,与不同政权敕封下的帝王信仰比较而言,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形态,表现在传说中或隐或现的人物主体所带有的较为稳固的本土色彩。 而为不同政权所敕封的带有帝王色彩的神祇,则呈现出了较为正统的面目,从形态来看,这种神祇具有流动性,简而言之,有一种将本土神全国化、普及化、帝王化或者纳入政权体系的倾向,从金虹氏传说、泰山信仰及明清以来广泛流行的东岳大帝黄飞虎信仰来看,金虹氏、泰山或源出于本土,而东岳大帝、东岳庙则是被敕封后而进入祭祀体系,遂在阴阳两界占据一席之地的神祇。 东岳大帝背后所呈现的神祇人物也并不单一,而可能经历了一个较为丰富的神祇人物变化阶段。现今东岳庙内的神主黄飞虎则是明清以来定型化后的一个较为稳固的东岳帝王神祇。在这一问题背后,存在一个黄飞虎人物原型的问题,及黄飞虎何时进入东岳体系,成为东岳大帝的问题。本文以为东岳大帝黄飞虎这一概念在明清小说中已经大量呈现,而黄飞虎进入东岳祀典体系则在一个更为早期的阶段。 在对泰山的敕封及封号中,也并不一致。明代的《搜神记》记载了另一个封号： 天符都官号名府君,至汉明帝封太山元帅,掌人世居民贵贱高下之分禄,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圣帝自尧舜禹汤周秦汉魏之世,只有天都府君之较。[4] 材料中提到了封神于泰山的天都府君,自尧舜以来至唐宋不断被加冕的过程。从武则天时期的神岳天中王、天齐君,玄宗时期的天齐王,到宋代的东岳天齐仁圣王、东岳天齐仁圣帝、大生天齐仁圣帝,不同程度上以神的品性暗示了当时帝王的理想追求风格。这时的东岳神,在进入官方祭祀体系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丧失了自身的本土色彩及民间性。不论是之前的金虹氏,还是稍后的天都府君,在官方的历史记忆中逐渐模糊,而神主身份难明的东岳开始成为一个抽象的神主,其职司范围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在官方祀典体系中,逐渐退隐的金虹氏在民间文学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对象。至元代,民间仍流传着丰富的金虹氏传说[5],所认可的东岳圣帝是金虹氏,这里的金虹氏与上文所提及的天都府君受敕封的封号与时代几乎完全一致,疑天都府君是金虹氏较早获得的一个封号。而金虹氏的人物传说在元明之际的民间戏台上有充分的展演,如明代的神魔故事所敷衍的佛道情节,其中金虹氏在神灵体系中俨然是一届尊神[6]。 从历史发生的线条来看,进入泰山信仰圈,入主东岳神灵之尊的神祇呈现出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在这一长时间的变化中,金虹氏与黄飞虎先后成为受到帝王敕封的东岳大帝,依据记载来看,金虹氏有可能源出于兖州一带,并曾活跃于北方的长白山地区,且在此地形成过一定的影响力,较早进入了民间的祭祀圈,以天都府君的名号长期为民间所供奉。进入汉代,随着中央帝国政权的建立及王权意识的进一步加强,金虹氏逐渐进入了朝廷封典的视线,泰山元帅是较早得到朝廷敕封的一个官方封号。唐宋以后,进一步享有与帝王同尊的社会地位,此一阶段诸多的封号,如东岳之神、天齐王、东岳天齐大生神圣帝等,较之前的天都府君,享有了更为尊贵的帝王待遇,而其民间性则有可能受到了削弱。在关于泰山信仰的称呼上,东岳神、东岳庙逐渐地取代了泰山神,及背后原出的地方民间信仰,如金虹氏、碧霞元君等,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管理阴阳两世之神的神祇,东岳庙在全国迅速得到了推广,兖州等地流行的金虹氏传说仍然仅局限于当地,而流传于全国的东岳庙及其信仰神,神职或是相同的,而信仰神则是不一的。 黄飞虎所以成为东岳大帝则是这一因循过程的积极例证。与金虹氏信仰源出于兖州一带相应,黄飞虎信仰的发生地可能在河南中原一带,河南华县白庙村传为飞虎故里,村内有东岳天齐庙,正殿祀黄飞虎。殿后阁楼上存有封神榜场景,下有封神台,东西厢则配祀神榜所封365位正神,均是演绎《封神演义》之说[7]。作者在安阳市内玉皇庙调查时,在玉皇大帝左右两侧的神像前,左侧见到了商纣王殷福、殷郊的神像,右侧有黄天化的神像,推测此一地区有丰富的商周人物传说故事。从有关黄飞虎的传说来看,这一带也形成了传说的重心所在。而黄飞虎进入东岳祀典体系,也极可能早于明清,而在宋代已经发生。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中原地区先后建立起多个政权,与唐王朝的大一统不同,各个政权都是地域性且短暂性的,在河南有丰厚民间基础的黄飞虎神格较为符合不同政权的需要,忠义化身与倒戈朝歌,且在本土积累了漫长且丰厚的民间信仰力,在北宋建国开封及随后的南宋临安政权中,由本土力量而生发,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黄飞虎最终取代了金虹氏在东岳庙的主神地位,而两宋以后遍布于江右地区的东岳庙,则多有可能以黄飞虎为主要的神祇。 二、 四岳虞舜文化的历史化与五岳丰富的人文象征 现存的东岳庙内的神主东岳大帝黄飞虎,或是明清文献中约可得见的金虹氏,所呈现的是长时段的历史时空内的地域文化内的某一显性特征,从文明的开化进程来看,山岳文化与民俗的关系又是一个不断地融合生成替换的过程。山岳文化中,东岳处在核心的地位,而进入四岳、五岳文化体系的东岳则有了不一的精神特质。从历史的发生来看,四岳、五岳的概念出现时间并不一致,山岳文化的发展也自然经历了一个由四岳到五岳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中,又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一个自然替代形成新的文化特征,乃至形成新的历史蕴意的阶段。 从上古文献《尚书》来看,四岳最早出现,在《尧典》篇记载了唐虞之际,尧命四岳荐贤之事,在此记载之前是关于羲和四人分掌管四方、四时之经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8] 这一则材料为后世记载四岳之始,也为不同时期的文献频繁征引说明四岳何指。篇中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四方,与后文尧帝所咨询的四岳方位节令所指相合,据此以推四岳为四时之官,或者四方之诸侯。至舜时,巡狩四岳之风已见诸记载[9]，舜帝巡狩四岳之礼,开帝王巡狩之先风,方位秩序以四时配以四方,有天地人相合之寓意。在四岳为“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10]，四岳指向之外,在文献的解读中,还有一个强烈的虞舜文化的时代背景。上古以来,这种文化意识是极为强烈的,两汉时期的文献多有记载汉人对四岳的认识[11]。 从《尚书》来看,《虞书》之内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记述古事,以帝王问询四方纳谏言、试用、考核、定位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四岳所指呈现出了丰富的意象。源出于四方、四山的方位地域指向,逐渐有了人文性的表征,四时之官、四岳之诸侯、尧舜后裔的人文象征逐渐凝固下来。 频频见诸记载的四岳巡狩之风,自唐虞时期已然开始,后世循例,一方面以祭祀之礼表达对远祖文明的追认崇敬,对自身文化的溯源和体认；另一方面,在一个已然形成且得到承认的四岳文化体系之内,自身的文化品性得到塑造,而究否为“四岳之裔胄”又成为区分两种不同民性的标准之一。 四岳进入文献记载,经历了一个由原初的山岳形态认识到人文意象逐渐丰富的过程,从朦胧的山体崇拜意识到尧舜文化崇拜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四岳文化的精髓也是与尧舜文化相一致的,由之而蔓延开来的尊祖贵宗意识,都在一层层地加固着尧舜的文化地位,其禅让、厚德、举贤、俭素等诸多美德,成为尧舜文化的优良特质。同时,四岳之裔身份的争夺也成为后世争夺的一个资源,进入到四岳之裔的体系之内,则可享有封地、名望,反之,则有可能被驱逐,而遭覆灭。 文献记载中的四岳几乎都是与尧舜相联系的,此处的尧舜又不仅仅指尧舜古帝,而是涵盖了一个宏大时空之内的帝王臣子群像,这些人神在当地的民间庙宇中,曾经且仍然存在着，并且长久地为当地人所信奉,享有俸祀。其生成的意象并没有超出于尧舜文化的核心范畴,在四岳之后的五岳,则出入于天上地下,人间地狱仙界,活灵活现于汉代以后的典籍中。 五岳的说法较早见于周,《春官》之篇讲述祭祀之礼,言及五岳：“大宗伯之职,……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12]提及“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灾异、诸侯薨,令去乐”[13]。五岳进入了周王的祀典体系。以后,祭祀五岳基本成了一种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帝王祭祀,以五岳为据。汉以后,对五岳、四渎的认识更为丰富,对其职属的划分也更为具体。 汉代帝王的祭祀更具备规制,这种规制将天地四方、山林湖泊、人文行迹几乎全部纳入了一个以帝王为核心的统治秩序之内,按照等级秩序逐层规定了帝王、诸侯、大夫、士人、庶民的祭祀权限,如《风俗通义·恠神》所云：“《礼》,天子祭天地五岳四渎,诸侯不过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门户,庶人祖,盖非其鬼而祭之谄也。”[14]处处也流动着神仙思想,求仙学道、服食饮药之风蔓延于社会中：“李充,冯翊人也。自言三百岁,荷草畚负五岳真图而至,帝礼待之,亦号负图先生也。”[15]地区亦有人追奉五岳,药饮、慕道、为仙。上自帝王,下至民间庶民,神仙信仰似乎是全民性的。在天地人的关系中,五岳居地之上,勾连了仙人鬼之境,施受报应祸福在五岳之内,对因果有详细的推演。 三、 田野中的“河东”与碑刻文献中所见到的东岳、泰山信仰 本文原意是基于新绛县阳王镇阳王村内所见到的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16]文“东岳益稷庙也”的疑问。与现存东岳庙庙内主要供奉的黄飞虎神像不同,这一处东岳庙以益稷为神主,庙内神像无存,东西墙壁上却保存了精湛的绘画技艺,题材作品以朝圣、祭祀、农事为主。朝圣的对象是大禹、后稷、伯益,内容包括了丰富的民间生活中常见的耕种、丰收、狩猎、灭蝗、群仙等。 庙会至今犹存,被赞誉为保存千年的形式完整的古庙会。每年的二月二,新绛、河津、稷山、闻喜、侯马、运城等地的民众络绎赶来,看古戏,闹社火,有锣鼓、抬阁、划旱船、扇子舞、马拉鼓车等民俗活动,周围六个村子,万人参加,民间俗语云“宁肯耽误庄稼地,也不能耽搁阳王二月二”。这一场庙会所以兴盛之由,及背后民众狂欢祭祀之因由,及阳王村这一处老庙的历史变迁耐人寻味。 与其他东岳庙供奉黄飞虎神像不同(典型如万荣东岳庙内供奉东岳大帝黄飞虎),这一处的东岳庙供奉的是益稷。碑文叙述供奉神像的主旨在于“为民”,继而叙述尧舜时期,大禹治水、伯益辅佐治理水患、后稷教民耕种识五谷的功劳,总归于稼穑之劳。在认同虞舜文化的同时,无形中形成了对异邦文化的陌生感与排斥力,“夫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构成了当地民众祭祀益稷的心理特征。事实上,从现在的运城、临汾、稷山、阳城、侯马、沁水等地村落的庙宇来看,基本上形成了虞舜文化的祭祀圈,其中沁水流域的村落以舜帝信仰为中心,很多村落有“舜庙”或“虞庙”之名。阳城地区则以汤帝信仰为中心,包括：驾岭乡封头村、吉德村、护驾村、三泉村、南峪村、雪圪坨村,凤城镇南底村、荆底村、尹庄村、梁沟村、土涧村、上芹村、汉上村、嵩峪村、下芹村,河北镇下交村、土孟村、南梁村、六甲村,固隆乡泽城村,北留镇郭峪村、南留村,西河乡中寨村,润城镇下伏村、王村、中庄、大安头村、沟西村,芹池镇游仙村、北宜村、南宜村,次营镇陶河村,演礼乡上清池村,町店镇大宁村,寺头乡北树村、董家岭村、大乐村、霍家村、马寨村、北下庄村,东冶镇窑头村、柳泉村、西冶村,董封乡临涧村,横河镇南门村、中寺村,白桑乡刘庄村、张庄村、涝泉村,蟒河镇孔池村、上桑林村、西樊村,等。[17]东岳大帝三月二十八的庙会节日不同,这一处东岳庙仍在二月二这天过庙会。 此外,后稷信仰也是晋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农业神信仰。稷山县以稷王庙为中心,形成了浓郁的对农耕文明的期待。庙内盘龙饰柱,一度也曾为帝王所青睐。在嘉靖元年初修的另一通碑刻《解店泰山庙重修记》亦记载了当地泰山庙重修之时的民众心理： 万荣城北一十五里许,有镇曰：“解店”者。镇之东隅有泰山庙,其地势高亢明爽,面山背阜,左稷右陵,胜□□萃中气攸钟而庙貌独存。……丘既讫,佥为：不可无述,以昭示后来,□微余文以为记。余惟诸□祭封内山川,大夫尚且不可僭,况表乎？泰山在鲁地,固鲁俟应祀之神也。今天下之民□为之祠而里为之像,若应祀焉者何哉？[18] 与前者碑刻所立时间相近,前后一年多时间,两处庙宇地理位置也较为接近。前者述益稷之功而为之像,暗责季氏僭越诸侯之礼；后者则质问“泰山在鲁地,固鲁俟应祀之神也”,并对泰山庙“压后土之泓宠”,“咸以修祠肖像”的重修庙宇的因果关系有所微词。其时,稳固的信仰期待仍然是以尧舜为中心的,一直到晚清之际,这种期待也是浸透人心的。 据此,可以推想嘉靖年间兴起的信仰之风或可能是以东岳庙、泰山庙为主,而渐次普及于天下的。其时无论是东岳庙,或是泰山庙已夹带了复杂的王权意识,在向民间普及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于民间本土信仰的抵制,这种抵制历表面上看去是两种不同神格的信仰较量,其实是王权对地方渗透,地方自主力量又予以反击的斗争。从内质上看,源自于民众心里的,相关于自身利益,与地域传统文化密切结合的稼穑、农耕等文明意识又超越于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之上。 本文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多来自晋南(晋西南)、晋东南一带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与文献阅读中,又形成了河东的地域思维特点,在一河之隔的河东与河西,河北与河南,形成了复杂的文化形态。以河东来看,最早进入文献的河东,较之与以蒲、绛地区(今运城)为核心的河东,有较大的差异。秦汉以前所形成的“河东为岱”的说法,为一种宽泛的对河东的地域界定。从文献记载、庙址遗存及地理环境来看,河东与河西,秦晋之间,自古以来即有复杂的斗争融合关系,其中的蒲州地区历来为两家所争之地。唐代杨炯在《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曾提及“河东离析,海内风尘,天子溺于胶船,诸侯问于鼎能”,又云“唐虞之际,四岳分居；赵魏之间,八男为郡”。至明代,蒲州仍为分居于河东西的平阳府与西安府所争[19]之处,较早的黄帝轩辕氏部落生息繁衍所在,其子嗣后裔至尧舜时期,“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之地,基本是以今天的晋南地区为中心而展开的,文中所提及的四岳虽至于四方,其核心仍在于这一带。四岳中的东岳岱地,从历史记载来看,为伏羲氏部落定居生活之地,《尚书》首记《虞书·尧典》,《史记》以《黄帝本纪》为缘起,已经呈现出了部落战乱后基本确定下来的以黄帝轩辕氏为远祖的世系,而尧舜时期帝王巡狩的四岳,间接说明了四岳范围之内已经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统治秩序。从历史发生来看,又是一个以黄帝部落为中心,逐渐战胜四方部落的过程。在武力征伐之后,到尧舜时期形成了禅让、德贤、稼穑、农耕等文明社会,在四岳范围之内,长时期地构筑了一种稳定的文明形态,而后积淀为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文明内质。 东岳庙只是一个不断被帝王化、权力化的神庙个案。在帝王“永延帝祚”的思维主旨下,民间信仰极易成为其手中灵活的手柄。趋于消逝的金虹氏传说,与持续兴旺的东岳大帝黄飞虎之说,或者都只是历史一个时期的一段投影。材料中所出现的四岳与五岳,背后所暗示的更多的是一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也正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形态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意识,才会出现由四岳到五岳的过渡。而新绛、万荣境内所有村落碑刻记载中出现的“东岳益稷庙也”及泰山神为鲁地奉祀之神的说法,可能更为复杂地涉及了国家政权与民间的利益。 注释： [1]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卷二十,第九十九回“姜子牙归国封神”,明末刊本。 [2] 佚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据清郋园刻本重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9页。 [3] 转自周郢：《泰山神的身世传奇录——新见〈泰山之神金虹小志〉简识》,一文,叶涛主编：《东岳文化与地域传统》(2011东岳文化蒲县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9～20页。 [4] 不着撰人：《搜神记》,民国景印万历本。 [5] (明)臧懋循：《元曲选》,《看钱奴冤家债主杂剧》第一折“外扮灵派侯领鬼力上”,明万历刻本。 [6] (明)罗懋登：《西洋记》卷二,第六回《碧烽会众生证果,武夷山佛祖降魔鬼》,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 [7] 参见周郢：《天下东岳庙——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一文,中国民俗学会编：《东岳文化与大众生活(第四届“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8]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二《尧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9～251页。 [9]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二《尧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5～268页。 [10] (汉)王充：《论衡》卷第四,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 [11]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十八《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33～1635页。 [13] 《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08页。 [14] (汉)应劭：《风俗通义·恠神》第九,明万历中刊本。 [15] (汉)郭宪：《汉武洞冥记》卷第二,明嘉靖中顾氏夷白斋刊本。 [16] 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69～171页。 [17] 阳城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阳城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2010年3月,第1～298页。 [18] 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68～169页。 [19] 张秀梅辑录：《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山西史料汇编)》卷九十八,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09年,第3页。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 网址: http://www.dylczzs.cn/qikandaodu/2020/1215/362.html